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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管理”：一个概念的演变
1987年，当我首次在夏威夷大学教授关于中国管理的课程时，我甚至不太清楚中国管理到底是什么。当时，中国仍然不被西方管理学者所关注；即使有学者关注的话，他们更多地是出于好奇，将中国视为异类甚至是怪物。然而，在现实的新兴商业机会的驱动下，实践者对中国的兴趣却开始显现。我记得我曾经在课堂上邀请过一家美国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当时，该公司正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并试图在学生中寻找潜在的外派员工。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我不清楚关于中国管理的课程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比如，课程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管理呢？还是要像当时流行的比较美国管理和日本管理的课程那样，来比较美国和中国的管理体系呢？当时，日本是美国管理学者和实践者的乌托邦，畅销书倡导美国应部分或全盘采用古老的日本管理模式。然而，当时在美国，没有人会认为（现在依然如此）他们应该效仿中国的管理模式；另外，课程重点应该放在美国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行的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吗？这一点美国的跨国公司经理可能会非常喜欢；或者，课程是否应该更多地向学生展示在不同情境下管理需要做适当改变？在缺少模板的情况下，我的课程可能是上述所有东西的大杂烩，然而我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最后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刚好能够结合我的两个研究兴趣：（1）中国和（2）更为广泛的组织与管理。
显然，我盲目探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我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参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早期，当现代管理学日趋成熟之时，中国和其他大多非美国的国家在该领域几乎无关紧要；整个领域，无论是关于公司治理还是组织结构的研究，都深深植根于美国及其文化、历史、经济、企业演进及其困境之中。当然，这些研究都不会直接挑明其研究背景是美国；除香港队再胜对手，成功守住主场优势了马克斯·韦伯及少数学者的著作之外，几乎所有的组织行为和管理学经典著作都宣称其研究都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和“组织”。然而，实际上这些著作研究的更多的是美国的“人”和“组织”。韦伯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比较研究学者，其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明均有广泛著述。然而，在教授韦伯的著作和思想时，我们也发现虽然中国是历史上一个主要的文明古国，其在韦伯的研究中根本没有被提及。虽然事实上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是存在很大差异，韦伯经过对当时存在的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却提出了所谓具有普适性的模式，比如官僚组织，这些模式后来被广泛推崇。如此一来，在美国教授韦伯的著作时，我们往往做此解读；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后，尽管经历了全球化，情况大抵还是如此。虽然其他国家的影响逐渐扩大，但美国几乎仍然是所有管理理论的来源和实地研究的主要地点。虽然期刊也发表少量比较研究，然而在这些研究中，美国仍然是恒定不变的主要参照物。换句话说，如果研究的是除美国之外的国家，它更多地是被选择来与美国形成对比（下文中我将说明该类研究将使中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借用一句政治术语：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该领域的“核心国家”。因此，大多数人可能很少注意到，我们写作的对象一直以来都是掌舵美国公司的高管。同时，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研究需要有实践意义，我们整个研究领域其实大都承认了我们的研究与现实脱节，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将美国作为写作对象的研究者。
商学院其他专业，如金融、运营、会计、营销或物流，情况也大体如此；在应用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这种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当研究中涉及到其他国家时，这些研究仍然需要将这些国家与美国对比，看看其与美国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如今，把与美国存在不同之处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往往更受欢迎。然而，以往的情况并非如此，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使一个西方学者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罕有的兴趣，中国也绝不会是一个可能的选择。由于政治、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比比皆是，研究者很难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而就中国学者而言，他们也刚刚开始和世界其他地区重新建立联系。综合起来的结果就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几乎没有出现在管理文献中，这种状况即使是在最有可能进行此类研究的领域，如国际商务中也是如此。在对该领域的重要期刊《国际商务研究》（Journal of InternationalBusiness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进行回顾时，Thomas等（1994）发现，1970年至1977年间，关于中国的论文只有一篇，占该期刊发表文章总数的不到百分之一；在1978年至1985年间关于中国的论文增加到两篇，仍然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只有在1986年至1993年间，当中国开始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出口国和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时，这一数字才增加到9篇，仍然只有不到总数的4％；整个1970年至1993年间，没有任何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作者在该期刊发表文章，而在最后两个阶段（1978 年 - 1993年），有两个来自于香港和三个来自于台湾的作者在该期刊发表论文。Management InternatoinalReview的情况大致相同，而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Business在更名为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之后情况稍微好一点（Thomas et al.，1994）。
在快速发展了几十年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研究对象之一，这符合Thomas等（1994）的预测。Thomas等（1994）认为，对某个国家的研究能否出现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其决定性影响因素是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然而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来源发生了相当惊人的变化。2016年，Cantwell等（2016）回顾了1972年至2014年间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发现1995至2004年间有不少于77位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作者（未合并统计中国台湾的作者，如果统计完整，总数将增加10位作者），合计约为该期刊发表文章总数的10％；而2005 年至 2014年间，该比例大致相同。目前在中国，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日益成为获取教职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中国海归作者（大多接受西方教育）的数量也处于领先地位。根据Cantwell等（2016）的统计，1972年至2014年间有57位中国海归作者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发表文章；在关于海外高校任职的作者数量排行上，来自中国的学者也排名首位，这些作者大多任职于美国与欧洲；这些学者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搬到地图上”，提高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对于中国管理的知识，但这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海外教育教会了海归学者以及留在西方任职的中国学者如何更广泛地与研究界交流，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他们开始通过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对此，我持有一个可能具有争议的观点。那就是，关于中国的研究，或者关于任何国家的研究，本来有机会为管理学经典提供新的知识。然而，从本质上来看，这些已发表的看似令人鼓舞的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管理学，这些研究并没有改变我们看待管理现象的方式，也没有改变它背后的概念和假设。我们现在的确已经有了“在中国的管理”，即管理学理论或知识可以在中国运用，甚至检验；但我们仍然缺乏针对解决中国国内特有的管理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而用关于中国的研究去解决世界范围的管理问题更是不太可能；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虽然这并不是中国本身造成的。
除了接受海外教育之外，造成目前的状况还有其他几个原因；美国、欧洲、以及越来越多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学院博士项目，本质上已经或正在趋同，彼此之间互相模仿。学校所教授的，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所谓的普适性的原理，然而事实上这些原理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被检验，更不用说被证实；同时，这些原理在特定的商业环境中根本就不能运用。中国大学的博士项目（至少在名牌大学）也不例外，这些大学的商学院为了摆脱其旧有身份，正在热切地寻求国际认证。在一项有关中国商学院所采用的教学案例的重要研究中，Liang和Lin（2008）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即越来越多的中国案例放弃了案例中的中国特色，使得中国案例与西方案例研究毫无区别。文章作者指出，“全局管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在中国早期MBA案例中也经常出现，但是在现在的案例中却消失殆尽。目前中国案例暴露出很多与哈佛商学院案例所具有的类似的弱点和缺陷”（Liang & Lin，2008，第603页）。例如，商业交往中所隐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以及中国所特有的社会制度在案例中已不被提及，案例中更多地是关于“理性”决策和战略“思维”的内容；换句话说，这种案例虽然以中国作为背景，然而案例的展现、讨论、和分析的方式却一点也体现不出中国的特色。
二、中国例外论
“例外论”（exceptionalism）一词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科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主要用来表明美国有别于所有其他国家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这类研究认为最终所有国家都将走上美国的道路，或者美国是其它国家学习的榜样（light upon the nations）。将这一逻辑应用到我们的主题，中国例外论则意味着，由于中国具有独特的生态条件以及其连续经历了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统治，中国衍生出一种特殊文化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这些特殊之处，如同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一样，可能可以被模仿，但是不能够被完全复制。如果接受这个前提（对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是如此），那么对于本土管理知识（特别是理论基础）的呼吁就无可争议了。但是，如果中国管理能够纳入现有理论、模式和框架内，即使存在个别特殊现象，那么中国管理也仅仅只是现有管理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一个应用；毫无疑问，后面这种观点是管理领域中普遍盛行的观点，这种观点真的经过了检验吗？答案是否定的。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虽然这篇论文主要谈论中国，但我的观点并不只是关于中国。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未能使用正确的视角来研究情境的作用不仅会导致研究缺乏有效性，而且会失去理解情境变量发挥作用的研究机会。比如，如果我们像哈佛案例一样忽略制度的存在（Chetkovich & Kirp，2001），那么我们就会错过分析和理解制度发挥作用的机会；而如果我们仅按Douglas North（1995）所提倡的理论来理解制度，那我们就会忽略经济制度所嵌入的文化和其他“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果你仅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做研究，那么你的研究将建立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最为孤立的学科基础之上（Fourcadeet al.，2014），这也意味着你将错失利用十分重要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的理论视角来理解世界的机会；如果你从美国的观点出发，那么你很有可能认为中国的产权保护不力、制度薄弱，这样一来，这些研究就很容易忽视这些制度实际上在当地经济发展中一直以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制度的影响力正在向全球扩散。
诚然，这种关于中国制度的通行观点目前已经受到了挑战（Nee，1992；Boisot & Child，1988），但读者往往忽视了这些挑战者自身的研究也存在缺陷。例如，Nee关于中国改革的论文被大量引用，该文标题中包含“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一词，然而确切地说，该国经济究竟混合了什么？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中国那时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混合体；但这些真的是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吗？事实上，在Nee（1992）之后，很少有文献从理论和概念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Boisot和Child（1996） 可能算是一个例外。顺便提一下，Boisot 和Child（1996）一文创造了“网络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这一术语是主流管理文献中出现的仅有的三个中国本土概念之一。然而这一研究同样存在问题，即 “资本主义”和“网络”在中国情境中是否和它们一开始所提出来的情境中具有同样的含义和作用？换句话说，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用一个通用的概念？或者是我们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将不同的事物组合到了一起？如果我们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它们在中国管理中是如何运作的，更进一步来说，我们放弃了理解制度差异的机会，同时我们也放弃了找出其他情境变量的机会，这也造成我们很难深入理解制度以及其他情境变量和管理现象之间的互动机制。
三、组织理论相对性
在学术圈，所有接受“要么发表，要么出局”这一观点的学者都知道，发展理论是所谓A类期刊的圣杯，而在A类期刊上发表文章能够为学者在研究型机构内获取成功铺平道路；然而，仅仅只有少数学者会停下来质疑，我们使用的理论是不是真正具有普适性？还是说这些理论本身就是存有偏见的？目前似乎唯一关注这一问题的群体是跨文化研究学者，然而正如其身份所暗示的，他们研究的是文化的作用，而不是其他情境变量的作用。此外，绝大多数跨文化学者主要从微观与行为层面，而不是从宏观或组织层面来做研究；而在宏观或组织层面的研究里，研究对象主要是制度，文化的差距往往被简化为“文化距离”的计算公式。然而，理论不仅仅是“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的感知、假设和想法，如果他们不是具有普适性的，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原点，并思考我们究竟要如何研究管理现象。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不是具有普适性，我们目前有很多研究是把在西方建立起来的理论运用到其他国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只是基于实证结果对这些理论的所谓“有效性”所做的粗略检验；然而，这些实证结果在不同的情境下所代表的含义在实际中可能并不相同。
在提出这些质疑或者文化相对论观点的研究中（Hofstede，1993），大部分都是基于事件观察，系统性的分析仍然非常少见。Hofstede（1996）的文章是为数不多的企图找出几个经济和组织理论的根源以及背后的假设的研究，然而，该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利用作者自己的敏锐观察力，因而也没有找出系统性的差异；该研究也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情景化的理论，也未能为现有理论设定边界条件。
上述情况非常令人意外，管理领域中运用的所有理论几乎都源于西方（主要源自美国），你可能会认为管理是完全具有普适性的。然而，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而且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事实是完全相反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接受差异性的观点，认为就像每一个公司都因其历史轨迹不同而具有独特文化一样，每一个理论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和制度背景；这样一来，你自然会质疑某一个情境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否将适用于另一情境，例如，除了少数研究之外，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具个人主义的文化。
那么在另一个国家情境中，运用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动机理论是否合适呢？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某一个理论被运用到针对某一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当中，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在这个国家就具有有效性。比如说Trieman（1977）根据不同国家各类职业声望排名大体相同，推断出职业声望在世界各国都受社会分工影响，然而该研究却没有意识到在许多社会中，职业并不是声望的关键指标。事实上，只有少数学者认为有必要针对这类研究进行纠正。比如Adler等（1989）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运用西方所开发出来的量表，得出来的结果毫无可用之处。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偶尔会看到有些研究会对量表的效度给予更多的关注，然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理论是否适合被运用到其他国家。这类问题很少被提及，更不必说被解答。例如，鉴于中国人更注重与自己的上司建立良好关系，那么目前流行的注重与下属建立关系的领导力模型还适合、还有意义吗？考虑到目前美国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从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角度（Hsu，1981）来考察中国人和美国人究竟存在什么差异，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其对管理有何影响？
学者简介：Oded Shenkar博士现为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中国研究所，福特汽车公司全球商务管理讲座教授、管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教授。Shenkar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商务与管理。迄今在UT/DALLAS24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Management Science、Organization Science等发表8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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